但是，如何设计科学可行的业绩考评制度，一直是中外司法人员管理的难题。
胡新平，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硕士。另外，研究人员应当采取合适的方式告知受试者临床试验的情况。
研究人员应当充分考虑潜在受试者的生活状况和教育程度等个性化的因素。研究人员和临床试验机构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并且符合相应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者具有在临床试验机构的执业资格，能够给予受试者适当的医疗处理，在生殖系基因编辑的情况下还要求具有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资格，并且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但该点在基因编辑的场景下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进行基因编辑的前提是存在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特定基因与某种疾病的关联性。第7段还具体强调个人自由同意对于医学或科学实验开展的重要性，以及当实验对象不能表示有效同意或处于拘留或监禁状态下应被给予的特别防护。(3)区别对待不存在客观合理的理由。
针对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在临床试验阶段所需要征得的知情同意，由于涉及对未来世代权益的保护，除其一般性以药物、医疗器械、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形式所需要符合的合规要求——如知情同意书语言的描述应当通俗易懂，表达方式亲和，使受试者或者监护人、代理人，或者见证人容易理解。因为即使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由于其高昂的价格，也很难实现其平等使用，这会拉大已经存在的健康和医疗差距。21世纪以来几次大规模的国家动员，主要出现在超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当中。
动员作为国家能力在特定领域的高度集中运用，本身就包含着对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部分个体权利的暂时性牺牲。充分的动员能够激发公众的道德情感，唤起其大局意识和牺牲奉献精神，从而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8]参见汪卫华：《群众动员与动员式治理——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风格的新视角》，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50页。[35]但是，在战时话语中被转换为死命令的应急目标压缩了公共商谈的空间，因为在前者的语境中，商谈可能隐含着动摇和妥协。
[45]应该说，这种主张对法律所代表的常规治理系统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所扮演的角色寄托了太高期望。但是，应急动员战时话语中隐含的压力机制也潜藏法治风险，并可能对应急目标本身的实现形成反噬，不利于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动员背景下的应急行动是不是法治的，取决于那些实际上规范政府行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特别是没有记载在法律上的那一部分——是否和应急法治的旨趣相吻合。[42]参见杜仪方：《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中的预见可能性——日本国家责任的视角》，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108页。实现这一目标当然需要凭借诸多手段，比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面向体制内）和舆论引导、树立典型（面向体制外）等，但还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通过释放一定的政治信号来催化人们的知与行，而战时话语就同时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至于运用这些词汇所做的比喻是否恰当，是否于法有据等，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话语所承载的政治信号及其向官员们传导的压力。
1.强调应急目标的绝对性，有助于迅速凝聚共识和力量，但在危机持续的情况下，可能压缩公共商谈和策略调整空间。由于敌人的存在，人民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任何时候，人们对于以多大的成本换取特定突发事件应对的成功，都存在一个大致稳定的心理预期，这决定了一个社会常规情况下的应急能力水平，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应急机制不可能脱离这样的社会共识。[36]参见梅扬：《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70页。
所谓单独，就是在当时情况下对官员的责任认定只和其应急绩效挂钩，而不将其他方面的履职表现纳入考虑，也就是一票否决。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大量资源向特定领域集中必然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应急措施的运用涉及个体权利的克减，征用、征购和募捐更是对社会资源的直接汲取。
简单地说，就是引入戴罪立功将功折罪的绩效评价方式，给官员留出一定的容错试错空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无非是要在国家动员的历史中挖掘另外一些便于和新话语接续的传统而已。
和平的环境与发展的成果使大规模国家动员的应用场景逐步减少，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进行应急动员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前最重要的体现。（2）官员以往的应急绩效，那些曾经在以往的突发事件应对中取得成功的官员，相对于那些没有这种经验的官员自然更值得信赖，他们更有可能在新的危机挑战面前经受住考验，即使遭遇暂时性的失败也有可能较快改善局面。如果这些制度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得到了良好遵循，人们自然会认为应急法治得到了实现。动员本身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解决不了这一层面的问题。在这些事件中，战时叙事仍是十分重要的动员话语。当然，随着和平与发展取代革命与战争成为世界主题，中国已经在很长的时间里远离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面向真实敌我斗争的国家动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38]对个体权利保护的忽视则可能损害法治的根本价值，并使应急行动本身无法在更高层次上证成其正当性。有鉴于此，在突发事件应对中，除了对那些确有违法违纪、渎职失职的官员应当及时追究责任外，对于纯粹被认为应急绩效不佳而面临问责压力的官员来说，可以考虑采取如下的延时性评价机制：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该官员通过公开道歉等危机沟通方式能够回应舆情，应允许其继续履职以观后效。
当然，这样做也存在一定风险，因为这些官员接下来也有可能干得更糟。[25]参见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8页。
[18]参见林华：《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准备的法律保障》，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5期，第154-158页。为了达成目标，可以容忍付出更多的代价。
由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性质，以及其自身具备的优点，政治动员模式在重特大紧急事件的治理上仍然发挥主导作用。[43]参见林鸿潮：《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中的归责原则》，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79-280页。[33]参见金茹花、杨明星：《后疫情时代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设的构—译—传三维模式》，载《人权》2022年第1期，第132-134页。甚至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个在当时被认为错误的应急策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至少比那些经过纠正之后的策略更优。
即使舍弃了这样的叙事方式，动员机关也能够找到其他类似话语来达到相同效果。徐冶琼：《重大疫情防控中中国社会动员：经验、挑战与启示》，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66页。
为了缓释这种压力机制和法治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当改变针对官员的问责制，将目前即时、刚性、单独的问责方式进行延时化、弹性化、综合化改革，引入其他一些能够影响官员行为的因素，以之与战时话语所塑造的压力机制对冲。积极的风险沟通、公众参与等商谈机制本来有助于回应这样的需求，并通过调适应急决策和社会期望之间的关系向应急行动持续注入合法性。
除此以外，各种弹性化、综合化评价方式的运用都必须以延时评价为前提，即时性的评价必然消灭这些方式的运用空间。[48]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要在形式上将所有可能运用的应急机制全部法律化，使其无一例外地具备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依据，也并非难事，法律只需要对政府进行最大限度的概括性授权就可以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就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3）一个官员因问责而去职之后，如果其继任者的能力及其采取的新治理策略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甚至更糟糕的话，政府在舆论上将更加被动，其合法性也将以更快的速度流失。这种制度设计的优势首先在于具有强制性，因为政府不可能不向本级人大报告年度工作，而《突发事件应对法》目前规定的人大常委会专项工作报告则是选择性的。[21]政治动员本质上就是通过权力控制和权力隐喻实现社会再秩序化的过程，在社会秩序面临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情况下，作为战争的喻体资源恰恰可以成为政治系统整合社会力量的权力话语。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的202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就用阻击战来形容疫情应对之急难险重。[1]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质是通过有力的权威实现对人、财、物乃至政治、行政、立法、司法及市场、社会等公共生活诸主体力量的集中，从而实现开展重大工程、完成复杂任务、处理棘手问题的一种治理机制。
[39]参见孟融：《论突发疫情防控措施的国家向度及法律控制》，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32页。[39] 3.厉行结果导向的问责有助于保证执行力和修复合法性，但可能造成对官员激励机制的扭曲。
[28]参见刘佳：《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全民动员和治理成长》，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9页。突发事件是一个基于能力本位的概念，突发事件的发生意味着政府的常规治理能力和事态的应对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距。
